新型城镇化：看不见的规律在主导

　　编辑点评：城镇化，一个被中国反复咀嚼的话题。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化步入了快速发展期。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其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也日益凸显。数以亿计的农村转移人口的涌入，使城市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直至近几年，一系列疯狂造城后的问题接踵而至，政府终于意识到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的蔓延式扩张，而是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全面的城市化，于是区别于“传统城镇化”的“新型城镇化”被提出。

　　【智慧城市网】当人们在讨论城镇化时，人们在讨论什么？有时，跳出问题，甚至是跳出地域、跳出时间的局限，才得以看得清问题的全貌。
　　
　　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城镇化
　　
　　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结束后第四天（12月17日），阿特金斯亚太区经济和咨询的董事JohnBarber和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享了他的看法。过去25年时间里，他一直在研究城市经济学。
　　
　　他认为，有9条关键信息可以描绘当前的中国。其中最首要的趋势是，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由此而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中国的服务业加快发展，一系列的自贸区和经济特区吸引了国内外大量的投资。同时，中国正在重点发展一些新兴产业，包括绿色节能产业、生物科技等新的产业。“我看到中国不仅是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JohnBarber说。
　　
　　第二，中国正在大力构建发展循环经济。所谓循环经济就是以最科学、最优的方式来使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第三，现在中国是告别了GDP至上论。“如果只用GDP一个指标衡量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全面的。这还可能导致对于地方政府政绩的评估出现问题，甚至导致环境的恶化。现在好消息是中国各级政府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在扭转经济发展的模式。”JohnBarber进一步阐述说。
　　
　　第四，重视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我相信中国政府已发现，需要给基础设施建设容量设定一定的上限，尽可能减少资源的浪费，重视环保和生产安全，这都是在未来看到的一些积极的趋势。”JohnBarber表示。
　　
　　第五，中国更强调经济社会平衡发展。在地方层面，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提高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同时平衡消费和环境保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六，需要理解市场的变化。
　　
　　第七，整合利用资源。JohnBarber观察到，地方政府正在越来越多地开展区域内目前可用土地的分析，其教育水平、劳动力技能水平能否足够满足当地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所需要做的调整和转变。地方政府必须改革现有的地方融资平台，更多开展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分析影响当地市场需求变化的不同驱动因素等。
　　
　　第八，避免产能过剩。要针对不同的行业，分析目前的供给状况。
　　
　　最后一点就是“以人为本”。JohnBarber指出，必须要考虑消费者有哪些具体的需求，并对不同人群有所细分。比如，农民工将成为未来城镇地区服务业的支柱，但如何为农民工提供服务，为他们提供住房，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还要分析消费者的偏好，不同的消费者在居住、休闲、娱乐、文化等等方面有哪些不同差异化的偏好。”JohnBarber说。
　　
　　这9条关键性的信息，只有一条提到了城镇化，但每一条都和中国正在进行的城镇化进程息息相关。
　　
　　“嘈杂”的民间解读
　　
　　2013年，“城镇化”绝对是一个热词。毫不夸张地说，2013年全国范围内召开了数百场大大小小的论坛和研讨会来讨论“城镇化”，专家学者们从中央领导人的每一次讲话中寻找蛛丝马迹。
　　
　　用否定句式来讨论城镇化，是最不容易出错的。
　　
　　比如，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城镇化不是“去农村化”。韩长赋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每年提高超过1个百分点，2012年达到52.6%，城镇常住人口已多于农村。按这个速度，再过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可能会超过70%，而届时全国人口也将达到15亿的峰值。这就意味着20年后的中国仍将有大约4.5亿人生活在农村，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在韩长赋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因此，城乡规划要统筹考虑，城镇化要带动新农村建设，而不能取代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同样化，新农村应该是升级版的农村，而不应该是缩小版的城市。一些地方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某些“去农村化”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国情。
　　
　　又比如，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指出，新型城镇化绝不是房地产化，但也一定离不开房地产。“我对城镇化的理解首先是市民化、产业化。”王健林说，“现在不要讲增量就讲存量，现在2.2亿的农民工，怎么解决？如果不把农民工变为市民，这个城镇化叫新型旧型都没有意义。而只要进城居住的人成为市民，应有保险（放心保）、有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措施（跟进）。”
　　
　　除了市民化，还有产业化。王健林认为，现在中国已经公布130多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枯竭了或者单一产业不持续，将来会出问题。农民转为市民后，必须“有业（可）就而且产业可持续。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内容，例如配套设施、文化、医疗等等。”他承认这样的解读带有个人色彩，但他坚信：“城镇化是一定离不开房地产的，但是不能说城镇化就是房地产化。”
　　
　　关于这样“不是”或者“不能”的看法一点也不陌生。有时，也不得不承认，人们看问题的视角也会受身份所限。IT界人士在谈他们眼中的城镇化时，最后落点总要归结于互联网。
　　
　　在10月份举办一个名为“2013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市长论坛”上，一家名为宜信的互联网公司提出了互联网金融助推新型城镇化的观点。宜信公司总裁助理刘大伟称，“中国有6000万小微企业，很多是从农村进入城市之中，如何给他们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支持他们的发展，这也是城市化当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城镇化建设的金融需求具有多样性、均衡性、差异性等特征。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在政府引导下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城镇化，要大力推广普惠金融。金融城镇化不仅包括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的城镇化，更包括人的城镇化”。
　　
　　从事农业研究的学者说，有农业现代化的支撑，才能使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冒大卫在参加西双版纳曼飞龙生态产业媒体见面会时说，城镇化应该以过程为导向，而不是以结果为导向。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有内在联系。冒大卫指出，城镇化是过程，信息化是手段，新型工业化是基础。
　　
　　“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12月13日结束的中央城镇化会议，大概最出乎外界意料的是一段诗意的表述。
　　
　　“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建筑质量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城市未来和传承，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对导致建筑质量事故的不法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打击和追究。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同时指出，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而12月23日至24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到2020年，我国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另外一个重要信息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将根据中央城镇化会议讨论情况作出修改。当上升为规划层面，这意味着探索即将有章可循。
　　
　　城镇化究竟是一个名词，还是动词，抑或是形容词？当我们讨论城镇化时，它正在进行，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