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上海在行动

发达国家所谓的再工业化战略，包含着对崛起中的后发国家的战略限制，因此适应性地融入发达国家推进的新产业革命战略，只能使中国进一步陷入低端锁定的恶性循环，难以实现转型升级和竞争优势提升

上海发展新兴的服务型经济，不是把生产性服务环节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而是要在生产性服务环节与制造环节的一体化的服务型制造业发展中，确立国际产业竞争优势

以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为核心的新产业革命 （一些学者和媒体也将其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已成为发达国家重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进一步强化其领先优势的重要战略。新产业革命对制造模式、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发展形态的影响正日趋显现，对国际经济格局、市场竞争态势和中国经济地位也正产生重大影响。对此必须高度重视，紧紧把握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以此为契机全力推进上海经济的转型升级。

对新产业革命的两点基本判断

对正在发生的新产业革命态势，可作出两点基本判断：

1、本轮新产业革命不是爆发式的而是渐进式、渗透性的。新产业革命的主要动力不是重大技术突破，而是技术整合和模式创新；新产业革命的推进过程主要不是主导产业的更替，而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不断出现；新产业革命中，以独立于制造过程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竞争优势将减弱，以制造环节与生产性服务环节一体化为基础的服务型制造业，将成为国际产业竞争优势的主导因素。这三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新产业革命渐进式和渗透性的演进特征。

2、本轮新产业革命是发达国家主导推进、旨在制约后发国家崛起的战略举措。20世纪后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适应性融入发达国家推进的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崛起。但在本轮新产业革命中，发达国家所谓的再工业化战略，包含着对崛起中的后发国家，特别对中国、印度等实施战略限制，通过智能制造限制其劳动力等初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发挥；通过技术储备优势，限制后发国家快速提升的竞争优势。所以，适应性地融入发达国家推进的新产业革命战略，只能使中国进一步陷入低端锁定的恶性循环，难以实现转型升级和竞争优势提升。

对上海经济转型的四大影响

在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推动下，智能制造、新材料、3D打印、机器人技术以及基于互联网的众包、定制个性化生产等新产业革命涌现的新生事物，将对上海产业转型产生深刻影响。

1、使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进路径面临调整。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所以未能在全国格局中形成鲜明优势，与我们多年来形成的路径依赖有很大关系。这些路径显然不符合新产业革命所呈现出来的产业新特征。如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的选择主要放在高端产业和高端产业链环节，忽视了具有产业融合特征的新业态和新模式选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扶持仍然放在生产能力扩张环节，而不是更为重要的市场需求引导和培育等。

2、使上海传统优势产业的改造路径面临调整。把失去要素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低端环节转移到更具有要素优势的地区，本地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环节，是目前上海传统优势产业升级的主要路径。新产业革命实际包含着发达国家对这种产业升级模式的反思，加工制造环节的对外转移将导致产业结构畸形，而且难以保持持续的增长和竞争优势。新的产业升级模式是加工制造环节与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环节的一体化发展。

3、使上海服务型经济的发展道路面临调整。上海目前的服务型经济，以独立于制造过程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而在新产业革命中，国际竞争体现为以高端制造支撑的服务业竞争。所以，上海发展新兴的服务型经济，不是把生产性服务环节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而是要在生产性服务环节与制造环节的一体化的服务型制造业发展中，确立国际产业竞争优势。

4、使上海出口导向下的技术引进和升级模式面临调整。新产业革命以技术整合基础上的模式创新为主导，将使多年来上海产业发展中形成的出口导向战略面临重大挑战：一是技术引进和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的有效性大大降低。新产业革命中，模式创新的领先者可以通过网络化和全球化迅速占领市场，后发者创新模仿的空间将变得很小。二是低端环节进入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有效性也大大降低。新的制造模式中，低端环节与高端环节具有一体化特征，初级劳动力等要素优势的重要性降低，同时，个性化定制使产业将在需求集中的区域集聚，出口导向战略面临挑战。三是从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的升级路径面临挑战，发达国家将在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中，形成对低端环节产业升级的战略限制。

瞄准“三经济、一制造”领域

针对新产业革命渐进式和渗透性的演进特征，以及限制后发国家的战略导向，上海需要尽早从战略层面作出相应的安排，可以选择“三经济、一制造”，即在平台经济、健康经济、绿色经济和智能制造四个领域实现重点突破。

1、以新一代信息网络为支撑，展现出新业态、新模式特征的平台经济领域。

比如，类似苹果公司的“智能终端+内容分发渠道+应用软件与数字内容服务”，在纵向整合中形成的新业态和新模式；类似IBM、惠普、戴尔等，在建设全业务综合集成服务体系中形成的横向整合新业态和新模式；以及“网络社区”等在互联网形态特征不断开发中形成的新业态和新模式等。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平台功能，为众多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大平台服务，并在提供服务中培育出快速成长的新经济领域。

必须看到中国巨大的中小企业群体和消费者群体是平台经济发展的规模优势，同时，平台经济对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与信息基础设施的高标准要求，又注定了它更适宜于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一些具有大企业、大平台、大信息、大资金集聚优势和技术创新资源高集聚优势的国际化大城市发展。上海在平台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具有一定基础，但与北京、深圳相比也存在一些差距。要充分利用上海对外开放的优势和长三角地区的腹地优势，大力发展以新一代信息网络为支撑的平台经济，在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中培育出更大规模和更强影响力的信息服务业。

2、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疗服务融合发展为支撑，具有强劲需求前景的健康经济领域。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医疗上应用广泛，在深度融合中不断提升医疗水平，也不断丰富以医疗为引领的健康经济，包括了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生物药品、保健养老等健康产业。新产业革命可以为健康经济发展提供更加重要的技术支持和新模式支撑，也因此，健康经济正成为本次新产业革命中的引领性发展领域。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环境问题引致的各类多发疾病，健康需求的数量和品质同步快速上升，特别是上海等一些大中城市开始步入老龄化时代，在看护、理疗人员越来越短缺的趋势下，对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养老设施设备的需求上升很快。上海的医疗水平在全国数一数二，优势非常明显，覆盖面较广，是国内医疗需求集中的重要区域。要积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上海医疗服务领域的率先引进和广泛引用，大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服务规模，同时以信息技术和医疗服务带动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保健养老等产业发展，形成具有完整产业链和国际竞争力的健康经济。

3、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能源体系结合的智能电网为支撑，具有先行先试优势的绿色经济领域。

本次新产业革命最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分布式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与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融合，形成智能电网革命。由此培育出由新能源、新建筑、能源存储、能源互联网、交通物流等五大支柱构成的绿色经济新体系。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将开发新能源以及智能电网的应用提上日程，并致力于将智能电网应用于未来的社会。我国的智能电网建设目前还处于研发和示范的起步阶段。上海要充分发挥科技和经济两大优势，争取在智能电网的研发、示范和产业化方面先行一步，加快突破新能源核心关键技术，积极推动分布式新能源推广应用，培育若干集智能电网研发、制造、服务为一体的骨干企业，为未来以智能电网为核心的绿色经济大发展早打基础，造就实力。

4、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重点聚集机器人产业的智能制造领域。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以及新产业革命引起的生产组织方式变革，集中体现在智能制造领域。从上海在成套装备、专用装备和智能仪表、传感器、嵌入式软件等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和产业配套优势，需要以智能制造为重大突破口，把制造业的发展提升到新的更高战略层面。同时上海要借助率先推进的智慧城市建设和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改造，积极为智能制造发展提供积极有效的市场进入条件和领先条件。

在智能制造领域，对机器人产业要予以更多的聚焦。这不仅是因为机器人产业正呈现出巨大的发展前景，而且还因为上海有条件也迫切需要发展机器人。一是上海在汽车、电子信息制造、航空航天、造船与海洋工程装备、化工等领域的优势，可以为机器人发展提供最基本且最领先的市场需求。二是上海目前已集聚ABB、发那科、库卡、安川等国际四大巨头，以及国内机器人产业领跑者新松、沃迪等企业，年产值达70亿元左右，位居全国首位。三是上海发展机器人可有力减轻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打造上海经济升级版。四是上海发展机器人可创造出服务经济新空间。

在五个方面寻求新突破

上海要抓住新产业革命发展机遇，必须转变观念，聚焦重点，破解瓶颈，寻求突破。

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观念上寻求新突破。要积极开展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树立顺应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的新观念。一要减少政府对新兴产业的直接介入，更加放手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政府应该在培育市场、规范市场、优化环境，在构建公共服务平台、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公平竞争等方面发挥有效作用。二要切实重视中小企业，扎扎实实地从小做起。对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新业态新模式特征的中小企业，给予更多的扶持。三要倡导开放型合作，推进全国范围、全球范围的协同创新。要鼓励和支持上海的大中型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构建全国范围、全球范围的协同创新网络和机制。

在培育创新主体的政策上寻求新突破。通过政策上的创新，把国企、民企、外企真正打造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三个创新主体。促进国企向创新平台转型，发挥其创新引领和服务助推作用；要高度重视和发挥民企的创新活力，发挥其产业化主力军作用；要调动外企引进最新前沿技术的积极性，发挥其新兴产业引领作用。

在引进和培养紧缺人才上寻求新突破。要着力引进和培养科技创业领军者、技术研发领军者和高级蓝领等三类紧缺人才。人才政策及其资源配置向区县和园区倾斜，在相应的区县打造市级人才特区和人才培养基地，加大政策创新和投入力度。要更加重视领军人才集聚的载体建设，进一步建设和提升一批科技创新孵化器和产业化基地，为引进科技创业领军者和技术研发领军者提供更高水平、更有吸引力的空间载体和服务平台。通过工资补贴、社会保险费补贴、蓝领公寓、居住证积分等政策措施，使企业急需的高级蓝领引得进、留得住。此外，还要促进人才培养的产学研合作，选择一批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开展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

在提升公共服务平台上寻求新突破。政府要更多地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上下功夫，特别要在三个平台建设上争取新的重大突破：一是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构建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平台；二是以企业为主体，积极发展技术应用服务平台；三是拓展各种渠道，加快完善投融资服务平台。

在政府扶持方式上寻找新突破。适应新产业革命形势，各级政府扶持和服务企业的方式也要作出积极的调整和创新。一要在构建需求侧激励政策上寻求突破。把对产业发展的扶持从生产环节转向消费需求环节，通过培育市场需求为企业的成长提供有力且有效的支持。二要在形成扶持合力上寻求突破。包括市级相关委办要形成合力，市与区县要形成合力，政府部门与公共服务部门要形成合力。三要在完善政府财政补贴方式上寻求突破。从补生产、补项目转向补需求、补人才、补用工、补房租、补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培育市场、引进人才、降低成本、提升服务来增强企业生存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