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如何做城镇化顶层设计？

【智慧城市网】随着三中全会日期的不断临近，新型城镇化作为未来10年发展的大思路再度受到了舆论的高度关注。

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常识性问题。如果对于城镇化的模式和发展方向理解有误，那么中国很可能反而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将经济推向深渊。

城镇化是什么，很多人将城镇化简单的理解为“划定一个区域，兴建一批高楼”发展模式。按照这种说法，中国的城镇化无异于就成了换个方向的四万亿2.0。然而事实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回顾以往的中国城镇化过程，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完成城镇化率的快速增长，首先得益于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这为工业化进程带来了极大的推力，也因此，中国在劳动力助推下，工业的成长方向并没有走出类似日本的高端制造业格局，反而是形成了以密集劳动为主的出口产业。除此之外，更加重要的是政府投资带来的内需拉动，这也是上一轮4万亿投资的精髓所在。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模式，都在中国已经不可复制。从人口红利上说，2010年开始，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这种速度会在之后的十年进一步加速，到2020年左右，老龄化程度将超越日本，以劳动力为基础的出口产业将在这一过程中受到致命打击。而政府投资也是如此，此前大投资确实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助推中国经济从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逐步走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货币超发同时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泡沫时代，地产尤为最，并且这种模式已经到了无法持续的地步。

90年代初的日本就遇到完全一样的状况：老龄化初露端倪，房地产泡沫正当时，广场协议带来的日元升值压力进而限制了出口，这三个条件合而为一，彻底打垮了日本经济。

也因此，在当前的时点，中国如果强行推动改革，必须要打开变局，否则前路就是一片泥泞。新一届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必须被冠之以“新型”。

究竟该新在哪呢？

一般来说，我们看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模式，无外乎内因外因两个方面。中国城镇化的内因，即农村大量劳动力过剩。按照农业科技化之后的计算，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连5000万都不要，中国需要好几亿农业人口被动进入城镇，这会加速城镇化建设。而外因，则在于工业化进程，非农产业在城市的生产效率提高，推高城市的非农就业者工资收入，特别是专业化生产和集聚经济带来城镇化深度的拓展。

这两个因里面，以外因主要推动的显然是比较健康的城镇化模式，也就是主动的城镇化。用脑子就能想象出来，外因推动的城镇化，不至于让农业人口进入城镇之后，出现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消费等情况，这有点像我们所说的人的城镇化。而内因推动的城镇化，就极有可能出现鬼城等一些尴尬情况。

但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过去的城镇化思路不仅兼顾前两者的特征，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尴尬的性质—这也是上一轮城镇化过程带来的：简单来说，中国的城镇化过于主动，前期不少造城计划就是如此，造一个城镇，让农村人口搬进去，但是无论是消费还是收入，农村的人口城镇化都没有赶上土地城镇化的速度，因此前期的不少城镇化实际上仅仅是造了一座鬼城而已。

土地城镇化跃进带来的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在看似城镇化的土地上，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结构和剪刀差并没有就此消除，配套设施跟进缓慢，导致农村人口不但享受不到城镇化带来的生活改变，反而甚至有可能加速其涌入城市的过程。这就成为了被动城镇化的过程。

国际上，不乏有被动城镇化导致经济萧条的先例。

喜欢看美剧的读者都知道，美国文化下的墨西哥在南美可能是最著名的贩毒圣地，然而在看似混乱的社会背景中，墨西哥却有着超出很多欧洲国家的城镇化比率。

事实上，墨西哥最大的问题就是城市化进程超出了工业化速度—这也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如果延续前期的造城模式，那么迟早有一天中国要陷入墨西哥的局面中。过于超前的城镇化比率导致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脱节。过度城市化给墨西哥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城市的畸形发展以及贫困、拥挤、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

从上世纪40年代起，墨西哥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1950年墨西哥的城市化率为42.6%，在1970年这个数字就增长到66.3%。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过了50年，拉美国家平均用了25年，而墨西哥用了20年。在2008年墨西哥城市化率进一步增长到77.2%，超过德国等发达国家。

尽管墨西哥的城市化率超过了发达国家，但经济水平却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墨西哥1.3亿人口中，有5000万没有足够的收入满足住房、交通、教育等需求，其中近2000万人吃不饱饭。在联合国对126个国家财富分配调查排名中，墨西哥排在第103位，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同样的困局出现在了同样地处南美的巴西。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绝不可以走被动城镇化的模式，而造城的城镇化更会进一步加剧被动城镇化的速度。

那么新型城镇化的出路在哪呢？支柱产业—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城镇化模式，都是以支柱产业支撑城镇的发展。

比如以金融、传媒、生物科技产业为支柱产业的波士华城市群，亦或者以制造、运输、商业房地产、零售为支柱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单独的城市为例，每个城市几乎都有鲜明的烙印，比如纽约的金融，航空城休斯顿，甚至频临破产的汽车城底特律，不可否认，底特律的汽车产业曾经带给其巨大的经济助力。

无论如何，需要看到的是，以泛工业为基础人口红利为助力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无法复制。中国必须要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过程中，寻求到属于自己的产业布局模式。这种重新定位的产业分工，不仅有利于城市的立足，更有利于中国从前期大投资的模式中走出来，进一步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效率和城市运行效率。

所以，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越早完成，中国经济二次齐飞的加速期就越早来临。（作者系CCTV证券频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