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市长应该做什么？

　　【智慧城市网】"2013中国智慧城市与智慧园区发展高峰论坛"专家对话论坛，本次对话由国脉互联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杨冰之主持，参与本次智慧城市对话的嘉宾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浦东新区经信委副主任张爱平、广州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王洪岭、北京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副主任李军、IBM解决方案业务拓展总监徐拥军。
　　
　　杨冰之：这是一场智慧的盛宴，首先请五位做一下自我介绍。虽然我是做智慧城市研究的，但我对"智慧"这个词很感兴趣，我觉得夸一个人有钱有权不如夸这个人"有智慧"，我想听一下五位对"中国智慧"的认识。
　　
　　姜奇平：智慧是一种思考方式，是洞察。洞察既不是经验也不是理性，是本质直观，也就是说用感性方式达到一种境界，那么在中国叫"禅"，禅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用直观的方法越过文字，直接把握事物的要害，一般说把握事物本质需要推理，通过感性，直觉，用直觉直接洞悉本质这就叫智慧，所以智慧的好处是什么？看前面一片迷雾，瞬间洞穿了它，抓住要害。也就是说大数据和智慧地球要达到什么效果，要让领导可以直接把握事情的本质。
　　
　　观众提问：外国讲智慧城市的是"smartcity"，而我们中国人讲的智慧是"wisdom"，这两个词你是怎么理解的？
　　
　　姜奇平：我理解的"smart"即有"灵"，这个"灵"就有"wise"的意思，因为万物之灵只有人才有，但是我感觉现代人说的"smart"带有强烈的感谢特征，就像大数据有可视化计算，意思说未必看一些报表，抽象的东西把握事物，我觉得这个就要在"wise"上加一个感性，可视化。
　　
　　徐拥军：我们做技术的更多的讲的是"智能"，计算机怎么智能，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可以做的一个是人工识别。后来发现从问题到解决非常复杂，搞不下去了就转向商业智能，商业智能就是从历史数据中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一些结论，从IBM来讲在BI的基础之上又往前近了一步，叫做BA。BI和BA最大的区别是BI强调历史数据的分析统计；BA是两方面：一个是对未来的预测，通过预测发现问题，能够进行优化；第二个可以实时的影响它目前的操作，它这个就是智慧的更高的表现。
　　
　　李军：智慧可以从很多角度来说，以前说数字城市，现在说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主要从政府的角度说智慧城市在做什么，我想最终目标就是把散落在各个环节，方方面面的信息进行整合，加工，为我们所需要的服务，包括我们日常的吃住行、医疗。最先进的技术，最及时的服务，来支撑我们日常的学习工作。
　　
　　张爱平：我注意到主持人提到的是"中国式智慧"，我觉得这个词提得很好。"中国式智慧"望文生义，第一我们把智慧这个词翻译过来，用于城市建设，它必须是中国化的。追溯"智慧"两个字的本源，我觉得IBM的专家讲的非常好，我以前翻过辞海，我们平时一直把"智慧"放在嘴边，后来发现中文语境下的"智慧"来源于佛教里的理论。既然如此，按照中国佛学的理解，是把整个思想体系拟人化然后提升到一个神话的角度，所以引申过来，把它贯彻到城市里面，难免叫做中国式智慧城市。如果说是把人的境界的描述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式的智慧城市就应该回归到以人为本，以人作为映射作为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上午汇报gov2.0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城市体系看作是心脏和神经源的原因。
　　
　　王洪岭：广州智慧城市研究院是今年5月份工信部批准成立的，是由工信部的电信研究院和广州市政府为落实战略合作协议而成立的。我对中国智慧的理解是，古人说："仁者爱山，智者乐水"，我觉得"智"这个词其实是无形，水是无形的，但是把水放到任何一个东西里，它又是有形的，我觉得这个词最关键的是学习和创造力。"慧"更多来源于佛教，是领悟和理解。在中国智慧城市里有两个词是关键的，"智"一个是"学"一个是"创"，"学"就要把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用到智慧城市里，现在智慧城市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是国外没有遇到的，比如欧洲的智慧城市一直在提绿色低碳，我们以前提得很少，但是现在我们提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智的体现。我觉得"慧"是慧民、慧企业、慧政府，智慧城市是一个"三慧"的东西，不单单要有智慧的"慧"，还要有利益的"惠"。
　　
　　杨冰之：我们做一个假设，台下都是各地想做智慧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们，你们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王洪岭：第一个问题，智慧城市不是一蹴而就的，智慧城市发展是伴随着信息化发展一脉相城的，所以任何一个城市建设智慧城市，那么市长和书记心里都要有一根弦，这不是一夜之间能建成的，所以，因地制宜的采用最适合你这个城市的方法、策略来建，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不要求大的智慧，要求能解决实际问题，要求脚踏实地的做些事情，我们以前建设了很多信息系统，形成了一些孤岛，我说这个不可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技术问题，所有技术问题只要管理理顺、体制理顺，只要方法得当，都可以解决，所以首先别着急。另外统筹谋划，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做。
　　
　　张爱平：我从我们是一个推动智慧城市的部门来讲，我肯定琢磨要争取领导的支持。那么，市长作为行政机关的执行者，他肯定非常关心当前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如何解决，要围绕他要实现的目标来阐述，而不是一上来就告诉他智慧城市会怎么样，而是告诉他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落脚点就是智慧城市，我想从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来谈，比如说，浦东新区的万人公务员是4.9，已经低于上海市的一半以下，但接下来仍然要瘦身15%。大家都知道政府减少公务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是瘦了身没少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我们的领导这个是他必须考虑，找到这样一个问题突破口，我在向他解释借助政府2.0在政府瘦身的情况下去服务、管理、领导和调控这样一个经济体，以及接下来辐射倒逼政府职能转变的各种事情。一句话，要面向市长要找准他最关心的问题，实现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引申出一个战略问题。
　　
　　李军：如果你是市长，首先要对城市有一个客观的把握，可以到很多地方走走。因为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发展状况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城市的定位也完全不一样，所以要结合城市本地的情况。很多城市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信息孤岛都建完了，再提智慧城市没有问题。如果小学生还没有毕业就要上高中，要客观对自己有个认识，在一个要在认识的基础上判断，因为市长有任期的目标，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可以达到的目标，怎么按照计划去实施。如果你是一把手能在5年内掌握多少资源，要有重点的去做一些事情，不要什么事情都干，智慧城市涉及面很广。第三要更多的从机制上去设计，要为后人留下好的制度和机制，很多地方起了头，两年以后就没有了。要有很好的规划与顶层，最重要的从机制入手，在关键的领域的入手。
　　
　　徐拥军：智慧城市的本质就是大集中，如果能实现大集中是最好的，因为中国现在很多行业都实现大集中。如果做到大的集中就是要做大的协同，最后是大数据。第二个观点是智慧城市从规划角度上实际是三个层次，一个是市长是一层，执行层；第二是监督这一层，还有底下的执行层，三者从关注的点和突出的方面是不一样的。从纵向的维度就形成一个二维的矩阵，在这个二维的矩阵里面，每一个方格里面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能规划出来，这就能规划出一个智慧城市的生态系统的概念；第三我的认识就是说，怎么理清政府和企业、市民间的关系，我认为政府更多的还是在制定政策，搭建基础平台，让一些互联网企业进来，在政府搭建的这个平台上去唱戏。因为他们知道哪些资源可以利用，赢得老百姓的喜欢，这样的方式才能把整个系统做活。而市民贡献的是内容和数据，通过内容和数据的贡献，促进大数据的应用，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关系。如果把这个责任分清楚的话，互动起来，就有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还有就是智慧城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分步骤做好，而我们在和一些市长交流中，我们提出一个过程：第一步建立全市统一的智能运营中心，包括12345热线都可以接进来，通过运营把跨部门协作，城市整体的展示，把一些基本的东西搭好；第二建立一个与市民协作与服务的中心；第三建立一个综合决策中心。还有就是杨董讲到的"大系统"这个概念，因为智慧城市就是一个系统，如果有很多系统能够凑到一块，那么就是集中精力办大事，如果进入到这个阶段，那么智慧城市就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通道。
　　
　　姜奇平：我觉得给市长出主意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十五年前我给一个部长修电脑，修完电脑就聊天，我说当时有争论，信息产业部想把经济命名为信息经济，科技部想命名为知识经济，都在打架，部长您看哪个好点？他说都不好，应该叫智慧经济。那个时候还没有智慧的提法，我说为什么？他说信息经济、知识经济都不是官员考虑的问题，这说都是课题，技术，你作为一个围观者要考虑什么，要和人有什么关系。智慧是信息和知识给人带来了好处，这个东西只能让人智慧了，它才有意义。我说让人智慧，就让他们去做吧。所以前者"风动幡动，仁者心动"，"以人为本"也才智慧的根。我要提得建议就是，智慧城市要搞的好首先得有"慧根"，如果没有"慧根"的话，它就是个"智城市"而不是"慧城市"，那么"慧根"是什么，慧根就是以人为本。因为"根"就是决定政权的根基，是意义所在。您只有实时想着"慧根"，剩下的事让您手下去做，如果你没有了"慧根"，整个城市的"慧根"就没有了，智慧城市就徒有其表了。
　　
　　杨冰之：在网络时代，怎样提高个人的智慧？
　　
　　姜奇平：我觉得个人的智慧首先要不断的学习，智慧如果没有"智"，那么"慧"也是肤浅的。我最近的体会是什么呢？不仅要和聪明人学习，还得和傻瓜学习，人们总是求名师，我就说人人身上都有可学之处，要么孔子怎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是这个话也是有所指的，我们会发现在草根身上能学到多样性，使解决方案多样化，能让你在复杂的情况下度过难关。所以，智慧在我看来可以理解为，复杂的东西到他那就不复杂了。如果你的招儿特别多，解决方案多样化的话，很多事情都难不倒你，这就是"智"。"慧"我觉得就得看缘分了，有的人有"慧"，有的人没有"慧"，其实洞察就是一种"慧"，而这种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大数据把顿悟的过程交给大机器了，帮助我们瞬间洞察，就是穿透只有机器能理解但你不能理解的东西，你就是要直接把握事情的本身，聚焦把握事情的宗旨是你需要锻炼的。
　　
　　徐拥军：第一不要落伍，多用互联网，多玩手机、微博、微信；第二多跟不同层次的人交流，多参加社团组织，这会非常有帮助的。
　　
　　李军：现在科技的发达使获取知识变得容易了，更多的应该在于实践和判断。一件事你做完肯定有结果，获取知识的思路大大增强的了，但更多是自己的判断，不断总结提高。
　　
　　张爱平：实际上如何让自己更加智慧，追溯智慧本身，它既是一种境界又是一种过程，换句话来讲，智慧只有更智慧没有最智慧，是在不断的向一个目标趋近，在这个目标过程当中，路径是多方面的。我对任何事情都有黄金一个三七开的认知，就是说很多事情70%是大同的，我们如果要让自己更智慧，我们要获得更多的智慧，需要更多的思考30%的不同点。
　　
　　王洪岭：现在社会信息技术这么发达，获取知识的渠道非常的多，但是往往我们会把自己淹没在这些渠道里，不知道用哪个渠道获取。我想说智慧的"智"最关键是创造，是学习。我觉得人类社会发展这么多年以来，从最根本上来讲人的思想没有太大的变化，想想庄子在那么多年前提到的问题谁解决了，你现在依然也想不通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快不快乐，而且梦蝶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你也想不清楚。所以我说人的思想其实是最关键，但是现在人是没有思想的，为什么呢？我们没遇到一个问题就百度和谷歌，没有想没有思。我觉得要想提升你的智慧，你可以有一段时间抛开这些东西就去想想，有时间就去想想肯定去提高你的智慧。
　　
　　观众提问：
　　
　　1、智慧城市建设市长是不是要考虑投入多少钱？是否是投入更少的钱让智慧城市自身养活财政出血，目前体制改革的变化下，我们不能增加人，不能增加编制，我们建设智慧城市就是想多增加人和钱，我觉得市长应该更多考虑这个问题。
　　
　　李军：这个要判断城市到底掌握了多少资源，综合来讲必须要有一个核心的团队，你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外包企业，但是企业不是随着你的意愿往下走，最起码要从顶层设计考虑；第二你认为哪些是政府应该抓到手里的，在资源可控范围内需要解决，像一些核心的基础设施；再一个，如何在城市可以允许的条件下要出台一些激励政策，让一些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做一些事情，只要有获利的空间，很多事情就会持续的做下去。智慧城市是个大的概念，无边无沿。如果让一个城市投钱是很难的，智慧城市其实很费钱，但是放到一个小城市的经济基础不是那么好，而智慧城市要做的事情又很多，而智慧城市要走很长的路，有些东西是持续的。
　　
　　王洪岭：现在很多企业有钱也愿意去投资做智慧城市建设，但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政府把这个东西交给企业来做之后，不是说企业出了钱了，就可以随便玩，政府还是要管控起来。要在顶层设计之下来做比较好；第二从企业来做这个事有几个难度，一个是需求从哪里来，很多企业都是政府说什么做什么，那如果企业说不玩了，那需求就没有了；二是政府需要通过各个部委来配合，把数据收集上来；第三个是模式的问题，都是需要探讨的。
　　
　　2、提一个城市的"智慧"，从更高的范围看，城市与城市之间还是不够协同，将来实现智慧中国，城市之间实现智慧化，这个要怎么做，将来会有什么好处？
　　
　　姜奇平：其实城乡一体化就是一种反思，因为原来城镇化是单方面强调农村向城市聚集，但是智慧化是分布式的资源，有可能城乡协调发展，有集中和分散两种模式。要发挥网络在资源配置的基础，就是指分布式的在更广泛的信息空间的作用；第二点整天考虑成本的问题，首先要考虑如果我们创造了更大的"增量"那么成本还是问题吗？那么，增量足以把所有成本的问题抵消了，所以我认为积极的做法是抓住智慧化的浪潮，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增量，把代沟做大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否则的话在同等条件下只考虑节省成本，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智慧化过程中是一个经济复杂化、差异化的过程，智慧是起到降低复杂化、差异化的成本。比如乔布斯根本不考虑成本的问题，他不是降价而是提价，他着眼于创造，通过创造提出更大的增量。麦肯锡提出未来25年增量是多少，10.7万亿、6.7万亿都比城市大的多。我认为当前市场应该考虑的是机会成本，也就说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城市之间布局，首先要创造出在制造业与简单服务业之上巨大的增量，这个增量创造出巨大的附加值，在这个前进的过程中再考虑成本的问题。
　　
　　3、我们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国家有没有出台一些金融创新的解决方案？谁受益？谁掏钱？
　　
　　张爱平：这个问题反映了另一种倾向就是把智慧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的任务有隔离的去讲，要知道智慧城市建设本身就是政府的事情，就是城市发展必须要做的事情。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市长永远是按葫芦画瓢。所以说智慧城市的建设只要和区域发展整体目标紧扣的话，就不会变成"你要干什么"的事情，一定要融入，弄成两张皮了就是自掘坟墓。第二个国家是否有金融政策，当把前面的问题认知清楚以后，国家现行的多种金融政策应该说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会有作用，至于是否国家会出台一个专门针对智慧城市的所谓的金融创新工具，我们其实也在观察。
　　
　　杨冰之：8月1号在"信息消费"这个文件里已经提到了，鼓励城市发债券发展城市，需不需要金融创新工具这是另外一回事，国家的态度已经明确了。第二关于智慧城市的投资与收益，如果是好项目肯定会有好收益，我也讲过不赚钱的项目都是可耻的，就是没有本事的问题，这就考验了城市项目选择和企业家的智慧。
　　
　　王洪岭：一个是关于信息消费，还有就是关于还没有出台的《促进智慧城市健康有序发展》这两个文件专门都研究了金融创新的问题，也有一个专门的课题；第二个其实智慧城市最关键的是要提升城市服务管理的问题，这就是你政府的责任，有些就是需要投资的，有些产业平台可以交给第三方平台去做，有它的运营模式，从向服务性政府角度转变来看，有些确实是你政府应该做的，这个责任推卸不掉的。
　　
　　4、怎么从增量的角度考虑智慧城市建设的方向，将来评估智慧城市成果和排名的时候，哪些城市在投入和产出方面的项目效果最好可以拿出来，明年就评一个"智慧城市带动城市发展增量"的奖项，让一些城市可以去效仿。
　　
　　姜奇平：城市发展最忌讳别人干什么你干什么，追到别人后面肯定占不到便宜，问题在于怎么发现新的增量。我提出这个增量是有针对性的，现在正在处于一个技术革命的活跃期，也是一个产业革命的活跃期，也就是说现实中有这么大的增量。但是德国历史学家李斯特说过：生产力是张腿的，谁对他好，拔腿就往那跑。"比如说原来电子商务的中心在北京，现在就跑到了杭州，就把杭州变成了电子商务之都了；原来游戏也在北京，拔腿就跑到了上海。但是我认为很简单就是到生产力活跃的地方，增量活跃的地方去找未来的"大金娃娃"。
　　
　　5、智慧城市也好智慧园区也好，讲了很多顶层设计，中国信息化建设的顶层设计顶在哪？到底是园区一个区一个市，谁来把握这个"顶"，现在的"顶"今后会不会形成一个孤岛的"顶"？
　　
　　李军：这个问题的出现在哪？北京最早提出是"数字北京"，买了很多资料，都是说"仅供参考"，包括现在的标准都是参考性标准，强制性标准很少。我们做顶层设计，做完了有什么用，如果是出了作为政府的公函，必须去办的，这种顶层设计才有意义。这些事情要转换成一把手的意志，是可操作的。
　　
　　张爱平：现在好像不讲"顶层设计"就不好意思讲话，特别有关文件出来以后，大家纷纷叫好，但是关键是顶层设计的顶在哪里。我们首先要在什么是顶层设计有一定的共识；第二个是对全国来将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甚至看起来有这个岛那个岛，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现象，我们不能再现实差异化如此大的前提下，我们要谋求在智慧城市领域里寻求完全的平衡的状态。如果在这种状态下，这个顶应该是一个多顶。我觉得在一个特定的城市，必然有它特定的趋势，谁要谋求在全国做不同的顶，我是看不到这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一段时间内容，多顶是正常的，至于是不是孤岛。很多城市也不是真正的一体化的东西，因此，在那种情况下出现孤岛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当中最最关键的是当智慧城市不是从现有的发展剥离出来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