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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的“三忌”与“三宜”

直入主题。不必鸿篇巨制地展开智慧城市的建设背景,也不必刻意强调智慧城市的建设前景。智慧城市,关乎城市衣食住行的“生理需求”,也关乎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自我实现”需求。

       流派即格局

当然,智慧城市更是可迭代演进的巨系统。过去10年中,各类建设思维始终在碰撞中更新,各类建设模式始终在脱变中升级。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焦点:不同出身背景的企业,都在以其视角思考智慧城市,而脱离企业视角的综合对比,方可展现智慧城市全景图。

逐一进行解读:

以阿里云、腾讯云、百度云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近年在智慧城市领域也颇有建树,其基于对公有云操作系统的改造,形成“城市大脑”,其也基于微信、钉钉、支付宝等“超级入口”,在C端智慧体验方面,多有奇思妙想。

以阿里云为例,通过对飞天操作系统的大幅度的私有云改造,飞天企业版顺势成为了阿里云“城市大脑”的核心;通过与钉钉、支付宝的结合,阿里云也推出了“渝快办”、“丁税宝”等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时,阿里巴巴集团数亿元入股数梦工场、12亿元收购中兴软创并成立浩鲸科技、36亿元入股千方科技,上述方案服务型企业也构成了基于飞天云计算平台的生态内核。

以华为、新华三为代表的ICT企业,一直视智慧城市为核心业务。其优势在于已形成了完整的智慧城市建设方法论,可提供从IaaS、PaaS,到SaaS的端到端的解决方案,并基于上述开放的软硬件平台,形成了开放的生态服务体系。

以华为为例,其颇具战略耐性和业务韧性,擅长踏踏实实地解决复杂问题。目前,华为在全球参与建设的智慧城市,超过200座,堪称智慧城市第一品牌,其中既包括深圳等超大型城市,也包括兰州新区等,在一张白纸上建起的智慧城市。

根究华为智慧城市的核心理念,可重点关注“沃土数字平台”。基于该平台,华为已实现城市全域数据采集,形成了“智慧城市孪生”模式。这既是智慧城市建设模式的创新,也是智慧城市管理、运营、服务模式的突破。

当然,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等视频服务商,也是智慧城市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以视频监控等切入点,其后也将服务领域渗透到“城市大脑”等领域。应该说,在任何智慧城市生态中,此类企业都是被团结,而举足轻重的一员。

上述即是对智慧城市建设思维的多角度描述,而不同视角的企业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且取长补短的合作,始终要大于竞争。也正是以此合作为基点,方可展开下一步话题:目前,国内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已经超过500座,其中的经验值得借鉴,其中的教训值得总结。由此,可归纳回归到本文主题: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三忌”与“三宜”。 

       一忌:数字资产流失

数据是智慧城市的血液,其中既包括公安、税务、工商等城市职能部门,数十年沉淀的历史数据,也包括摄像头、传感器、BIM系统不知疲倦、昼夜不息采集的物联网数据,还包括微博、微信、论坛中,存留的互联网数据。

正是基于上述政务服务数据、城市管理数据、互联网数据的共享融合,才可实现“一号、一窗、一网”式的政务服务,也正是基于上述数据的共享融合,城市的道路、桥梁、路灯、管线等每一处基础设施,才能拥有数字身份证。

话题由此展开,既然数据已经成为城市的生产资料,既然数据已经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营资本。承建智慧城市的服务商就必须“懂数据”,但其又不能觊觎城市数据。其中,前者是标准,后者是底线。

目前,诸多城市正在探索数据开放模式,鼓励企业利用城市非涉密类政务数据资源,为城市职能部门、企业、个人,提供B2G、B2B、B2C的数据应用服务。当然,在此模式中数据所有权仍属于城市,“数据不离市”也是基本原则。

而智慧城市服务商的定位应如“数字物业”,所谓的提供远程数据运维,看似颇具科技感,但实际也为数据外流打开“后门”。而任何“窃书非盗”式的逻辑,也都是对为剽窃丑行的辩护。

       二忌:缺失本地化服务

延续此话题,其实,中国智慧城市一直存在重建设、轻运营;重应用、轻实效;重线上、轻线下、重应急、轻响应等短板。数据运营服务,仅是智慧城市运营服务中的门类之一,此外还涉及ICT基础设施平台运营、业务运营等。由此,引出智慧城市建设的第二忌:不能缺失本地化服务。

以城市现有专业ICT人才编制来看,在“政府监督、企业主导”机制下,引入智慧城市市场化运营服务机制势在必行。当然,其前提是运营服务商必须具备战略耐性,必须具备本地化能力。

何为本地化服务?云平台软硬件适配,需要本地化服务;应用迁移上云,需要本地化服务;实现云资源、云服务的可管、可视、可信,需要本地化服务;数据治理、数据共享交换,需要本地化服务;基于数据融合的应用创新,需要本地化服务;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运营,更需要本地化服务。

举例说明,智慧龙岗建设初期,涉及11亿条各类数据融合。华为历经18个月,以强大的本地服务能力支撑,完成了数据标签统一、数据标准统一。这才最终融合整理出,城市经济、安全、交通、环境、民生、政务等7大模块的4000多项数据指标。

再举例说明,通过历年来平安城市、雪亮工程、智慧城管、智慧交通等项目的建设,中大型城市摄像头数量都已在百万级别以上。针对于此,远程服务固然可提高运营管理效率,但摄像头遮挡、摄像头损坏必然依托本地化服务。

由此可见,缺失本地化服务,智慧城市很可能成为“烂尾工程”。缺失本地化服务,智慧城市将会变得有“智”无“慧”。而任何“打飞的”式的服务,既无法满足城市瞬息万变的需求变化,也无法深入应用场景,形成持续应用创新。

       三忌:屏蔽用户选择权

再继续上述话题。智慧城市是复杂的巨系统,没有任何一家服务商可独立承担所有功能模块建设,寻求生态合作必不可少。尽管这已经成为产业共识,但在实际运作中,也会出现“黑盒子”时生态,此即是智慧城市建设的第三忌:巨大的生态体统必须以开放为原则,最忌讳话语权垄断的“寡头生态”。

ICT生态以“去中心化”为核心特征,强调生态领导力,但不会设定和形成“生态领袖”,话语权垄断的“寡头生态”,恰是背离了这一基本原则。所谓“生态领袖”就是“生态寡头”,其必然因为话语权垄断,将企业自身价值凌驾于生态伙伴,以及用户之上。

“生态寡头”往往忽视生态伙伴的独立人格,限制生态伙伴的个人能力展现。甚至其还会屏蔽用户选择权,以个人好恶、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标准,向用户推荐服务商,由此,最好的生态伙伴往往被屏蔽于用户的视线之外。

       一宜:选择“地基式”平台

上述即是智慧城市建设“三忌”,即数字资产流失、缺失本地化服务、被屏蔽用户选择权,而较为成熟的模式,即智慧城市建设“三宜”:选择“地基式”平台、选择开放式的平台、选择超越ICT技术思维的综合服务商。

首先聚焦“地基式”平台,其可理解为城市大脑+城市末端神经系统的组合。可视为“通用ICT能力平台”、“数据加工工厂”、“软件开发平台”的三者集合体。由此,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GIS、视频、融合通信等通用ICT能力,可统筹建设、统一调用;语音、视频、文本、日志等多模态的“数据粮食”,可被统一加工、分析,转变为标准规范的“数据营养”;而基于“数据湖”产生的数据价值,还将继续向上传递,通过数据使能、应用使能、集成使能平台,支撑智慧应用快速开发、灵活部署,使能各行业业务敏捷创新。

这有何价值?“地基式”的平台,既是城市数字转型的技术抓手,也是政务流程再造的行政抓手。城市各维度数据,将改变数据流向,以统一的标准格式,自下而上地流入“数据湖”。此从根源上杜绝了数据孤岛的出现。

而基于应用场景的智慧政务、智慧交通、智慧城管、智慧环保等系统,虽然仍将独立建设,但因为共享了ICT基础设施、共享了大数据、人工智能能力、共享了软件开发平台,“烟囱”被缩短变为“蘑菇”,开发过程更为轻盈敏捷,应用系统架构为更为短小精干。

       二宜:选择开放式数字平台

再进一步聚焦“地基式”平台的技术理念——选择开放式的数字平台则是基本原则。如前所述,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既要继承此前城市既有ICT投资,也离不开本地化服务,而封闭式的数字平台,极难与原有ICT设备进行兼容对接,也将极大增加本地化服务的难度和复杂度。

另一方面,以“平台+生态”模式建设智慧城市,已成为产业共识,而技术标准封闭的技术平台,则意味着封闭的生态。而封闭式平台、封闭的生态,更意味着此后的技术绑定、业务绑定,也将极大制约此后城市智慧的迭代演进。

目前,开放式数字平台,已经形成了诸多最佳实践。以“数字长春”为例,其以开放的数字平台建设智慧城市底座,形成了统一的软件开发规范,清晰定义了编程语言、开发流程、软件规范、开放接口。也就是说,不管未来任何企业,都可基于现有平台,以统一的规范持续迭代开发政务服务软件。

       三宜:超越ICT技术思维

最后聚焦智慧城市服务商。智慧城市是“一把手”工程,其思维高度既涉及数字产业化,也涉及产业数字化;既涉及民生服务、城市治理,也涉及营商环境、人才引进、企业引入。这显然已超越了ICT技术范畴。

由此,智慧城市服务商也理应具有超越ICT技术思维的产业视野。或者说,其每参与建设一座智慧城市建设,都做到“伙伴引进来、生态留得住、服务本地化、人才本地化、一起走出去。”

智慧城市服务商须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吸引有竞争力的生态伙伴在本地落地扎根,并以此类企业为龙头,形成完整的城市智慧产业链。同时,智慧城市服务商还必须与本地高校、职高合作,通过本地人才培养,促进智慧城市迭代发展。

        懂技术懂城市

上述即是智慧城市建设“三忌”和“三宜”,即“忌”数字资产流失、缺失本地化服务、被屏蔽选择权,“宜”选择“地基式”平台、选择开放式数字平台、选择超越ICT思维的综合服务商。

由此,智慧城市服务商既要懂技术,又懂城市,既要以“数据为源、民生为本、产业为核、城市为根”形成顶层设计方案,又要有生态聚合能力、贴身的本地服务能力。而只有将上述每一项工作都做得扎实,智慧城市服务商才能成为城市“合伙人”,才能超越城市的科技需求,满足城市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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