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新型城镇化经验探索

　　【智慧城市网】9月14日，首届中国城市运营投资高峰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面对各地火热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在会上泼了一盆凉水：小城镇在中国目前发展得并不好，做得好的小城镇总体数量不多。
　　
　　时隔一个月，秋风瑟瑟之下的苏州城，一家企业约请笔者，透露“我们完成了一套新型城镇化的标准体系”。
　　
　　在各界仍对新型城镇化如何走各执一词，国家层面仍在谨慎探索的当下，这家企业何来制定“标准”的底气?这套他们所言的“标准”能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能否对目前正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借鉴意义?
　　
　　“苏州工业园区20年的发展经验、新加坡经验在中国落地的探索、三个‘飞地经济’项目的实施，还有两个城镇的优化提升，都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赵志松在一口气报出以往的业绩之后，稍稍停顿，双手压着桌面，缓缓地说：“我想，我们该做点事情，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需要这样的经验。”
　　
　　赵志松，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推动和引导企业做出这套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的倡导者。
　　
　　“中新集团”，这家有着中国与新加坡双重“血统”的企业，见证和参与了苏州工业园区从一片白地上崛起的奇迹与辉煌，也由此成为城市综合开发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企业的翘楚。
　　
　　“这么多年的实践，我们感觉新型城镇化建设有规律可循、有经验可借鉴，这套体系说到底，就是把我们自身成功的经验和智慧形成具有借鉴性、可操作性的理论”，对于可能引来的争议，赵志松淡然一笑，“算不上完善或者最优，也就是抛砖引玉吧。”
　　
　　经验探索一
　　
　　新型城镇必须有产有城
　　
　　虽然目前仍作为“商业机密”尚未对外开放的这套“标准体系”，我们无从一览“庐山真面目”，但赵志松和他的团队在接受采访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却明晰表达出他们对于新型城镇的认知。
　　
　　无论是1994年启动的288平方公里的苏州工业园、2009年启动的50平方公里的苏通科技产业园、2011年启动的1.8平方公里的苏宿工业园,还是2012年启动的36平方公里的苏滁现代产业园，以及今年6月启动的1.66平方公里的海虞镇新型城镇化项目，和今年10月启动的乐余镇新型城镇化项目，中新集团在参与规划、建设的过程中，都无法绕开“产城融合”这四个字。
　　
　　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城镇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在地理空间上产生生产性结构或者就业结构、消费模式或居住方式的城镇化，首先就是经济活动的密度提高。
　　
　　“没有产业的城镇，只是一座空城，造得再漂亮也毫无意义”，赵志松拿广受诟病的鄂尔多斯打比方，“城市建得很漂亮，但是里面是空的，没有内容，因为它没有产业，没有产业就不能够带动人口向这些产业来集中，没有产业、没有人的城镇建设那是成问题的”。
　　
　　“一套标准体系并非凭空假想而来，但它也不是那么神秘”，赵志松坦言，“这实质上就是对经济规律实践后的总结。”
　　
　　而中新集团这些实践的总结，经由赵志松和他团队的表达，实质竟是关于城镇和城市起源问题的追索——通过要素流动带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模式以及居住方式的转变。
　　
　　“我们有一整套的招商服务标准体系，应对的是全球化的招商活动”，中新集团一位招商部门负责人透露，“针对一座正在规划建设的新城，我们的主攻对象是制造业。”
　　
　　这似乎也暗合城镇发展的规律，制造业吸纳大量就业的功能不言而喻，依托其聚集人气，以此带动二三产业的繁荣，产业的繁荣带动人口结构的变化。
　　
　　“产城融合解决了一个城镇形成和发展的问题，这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它们是一对共同体，相生相伴不可厚此薄彼”，中新苏滁开发有限公司总裁唐研哲，作为中新集团“复制苏州工业园区经验”落地安徽滁州的先锋，他坦言，“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相当繁复的课题，除了经济领域的问题，还涉及到政策层面的问题。”
　　
　　事实上在城镇化的过程当中，除掉那些根本性的因素，政府政策是促进各方面变化的重要手段和措施。政府政策是什么样的，公共服务的水平是什么样的，会直接导致所有要素的变化，由此也决定了城镇化速度的快和慢。
　　
　　而从中新集团“泄密”的这套“标准体系”中，不难发现，除了对规划、建设、招商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一套“政策争取”的“标准”同样是不遗余力的。
　　
　　而这些，恰恰是中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普遍原则，唯一区别的是，中新集团将他们实践中的智慧装进了一个“库房”，随时随地能够拿出来借鉴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