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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产业化,何来城镇化?

城镇化发展要防止无限膨胀的“大城市病”,警惕小城镇不断衰落

城镇化建设一头连着工业化,一头连着农业现代化,“三化”之间应协调共进,同步发展

要注重绿色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碳的方式设计城镇化发展路径

每逢春节,包括2.5亿农民工在内的流动大军就开始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作“钟摆式”和“候鸟型”的往返,与流动人口相伴的还有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要想解决这一当前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首要的就是促进经济结构布局的合理化、提高城镇化质量,使异地就业的农业人口大量减少。

“近一段时期,中国社科院学术数据库跟踪显示,大家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城镇化。”近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提高城镇化质量的一些新的目标,提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

城镇化发展是今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其重要性在于,城镇化不仅是引发消费需求、带动投资增长、推动经济服务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集聚优势资源、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实现安居乐业的重要手段。

城镇化建设呈“两极化”态势

农村劳动力应加快向小城镇集中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日前在京发布报告称,县域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县域经济撑起全国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说,从2008年起,县域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总体水平。2010年,全国县域GDP总和占全国GDP总量的49.8%,近几年,增长态势仍在持续。

“小城镇在新型城镇化体系建设中不应缺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其仔认为,县域经济作为过去的增长洼地,近年来在各种政策促进和宏观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已经开始了追赶式增长。

随着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县城成为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有效载体。2003年到2010年间,全国所有县域的平均城市化率从15.39%,提高到了18.7%。然而,与全国城镇化率处于51.3%的较高水平相比,我国县域不仅城镇化率较低,而且城镇化质量不高。

“城镇化是把双刃剑。”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说,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城市病,由于各种资源向大城市和行政中心高度集聚,带来了如环境污染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等诸多难题。

魏后凯表示,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呈现“两极化”态势:大城市患了“膨胀病”,有吸纳能力,无承载能力;小城镇则因“发育不良”不断衰落,有承载能力而无吸纳能力。近年来小城镇数量越来越少,城市规模结构有向“倒金字塔”型演变的趋势。

随着城镇化的深度发展,大城市的就业门槛、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这就使农民工难以长期在大城市集聚。相反,小城镇则在总体上承担生产职能,产业工人只需要一定的技术培训就能上岗。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表示,中国推进城镇化进程必须重心向下,由发展大城市向发展县及县以下的小城镇转变,着力建设、改造农村地区,这其实亦是发达国家、工业化国家的一条重要经验。

据调查,目前,全国省会城市中有农民工2000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20%。由于大城市产业升级和职能转变,及生活成本的大幅度提升,预计今后5至10年,这个比重将逐步下降。近2000个县城的农民工总数占30%,预计到2020年将升至65%。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村劳动力将会加快向小城镇集中。

十八大报告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在城镇化建设中,要促进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积极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增强吸纳能力,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和定居的门槛。

防止“新城”成“睡城”、“空城”

夯实城镇经济基础是关键

“城镇化发展必须有产业支撑。否则农民进了城无所事事,城市也留不住他们。新城没有产业发展,就成了"睡城"和"空城"。”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说,以北京的回龙观和天通苑为例,这两个超大社区由于没有产业发展,白天成了空城,晚上从城里回来的人很多,成了“卧城”和“睡城”,给交通带来很大压力,这是极大的教训。

金培表示,县域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而工业化是县域产业升级的基本支柱;城镇化是县域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县域依然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主战场,但农业现代化是县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基础。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之间应协调共进,同步发展。

从目前来看,“三化”之间还存在许多不协调,比如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脱节。突出表现为工业园区内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脱节,以及工业园与现有城镇的脱节。只有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齐头并进、交相辉映,确保城镇化有产业带动、工业化有城镇支撑,发挥优势资源聚集效应,有效防范有城无市的“超前城镇化”现象。

“产业兴城体现了产业集聚和城镇化是如影随形、相互促进的关系。”张其仔表示,以北京天安门向南50公里的固安县和向东30公里的大厂县为例,在发展过程中,这两个原本排在河北中下游的县城,抓住北京、天津产业转移的机遇,提出产城互动,以产兴城、以城带产的发展思路,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融合发展。如今,固安县通过与北京产业的功能配套,逐步形成了以京东方、工方信联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以航天振邦、诚田恒业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业集群等。

不能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老路

警惕“冒进式”城镇化

“城镇化发展不能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老路。”肖金成认为,城镇化过程要有产业作支撑,但是,产业发展中“拼资源”、“拼排放”现象普遍,资源环境压力大,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现有发展模式难以持续。

“农村人口的生活和工作对于化石能源的消费只有城市的1/5到1/8。”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表示,能源消费也是城镇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基本要素。按照“十二五”规划,我国城镇化的速度是每年0.8个百分点,5年则增长4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将有1100万人口进入城市,而整个伦敦才有1000万人口。这么多人口进入城市,意味着基础设施、房屋建筑、就业、社会服务、公共保障的增加,意味着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增加。这些都将加剧城镇的资源与环境的压力,表明我国实现低碳城镇化的艰巨性。

“当前,城市发展的另一个紧缺要素就是土地。”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表示,我国城镇化进程规模大、速度快,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环境因素的制约,以及居民提升生活质量的诉求,都决定了发展县域经济不能走粗放式发展的老路,而是要注重绿色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低碳的方式设计城镇化发展路径。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县域经济推动产业升级实践》报告中指出,近十几年来,我国部分地区片面追求城镇化率,出现了“冒进式”城镇化现象。尤其是对于城镇布局相对分散和县域而言,这种现象比较突出。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工业园区、产业园、集中区等名义违规设立开发区、随意圈占土地、扩大开发区面积、擅自出台优惠政策、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苗头和倾向。

“冒进的城镇化导致大量农田侵占闲置。”张其仔介绍,报告指出,截至2010年5月,全国共上报的土地闲置高达2815宗,面积达16.95万亩,其中闲置5年以下的地块占总数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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